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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句话是如此形容时代的变迁：「有些年代平静无波，而有些星期却浓缩了数十年的改变。」川普第二任期的前十周，正是如此的转捩时刻，其中最具代表性的，莫过于美国贸易政策的深刻转向。在短短三个月内，美国便实施了数轮大规模关税措施：对全球钢铁与铝材进口课征25%关税、对汽车及其零组件课征25%关税、对所有贸易伙伴实施对等关税（税率自 10%至 49%不等），以及对所有中国进口产品加征高达 145%的关税。如此规模与速度的政策变动，在过去百年中前所未见。随之而来的经济不确定性，其程度堪比 COVID-19 疫情高峰时期，并已反映于每月的经济不确定性指数（见图一）。这既反映了政策调整的急遽与难以预测——这些政策可于短时间内被推翻或撤回——也反映了目前缺乏足够数据来分析这些变化同时发生会造成的影响。在此背景下，股市与消费者信心均出现明显下滑。本报告将深入探讨美国贸易政策转变所可能带来的经济影响。
自 2001 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以来，便迅速崛起成为全球顶尖的制造与出口大国，其产品涵盖鞋类、玩具、太阳能板至电脑等，并以具竞争力的价格大量涌入国际市场。此一现象常被称为「中国冲击 1.0」，对许多已开发国家的制造业造成严重冲击，导致工厂关闭与中产阶级制造业职位的大量流失。近年来，中国提升了其在全球产业价值链中的地位，成为全球最大的电动车与电池制造国。如今，中国正试图将其庞大的产能输出至海外，这一新动态被一些人称为「中国冲击 2.0」。面对内需疲弱、房地产危机与债务压力日增，中国试图藉由出口产能来稳定经济。然而，这是否将有助于中国经济的稳定，抑或会在美国经济政策快速转向的背景下，引发新一轮全球贸易保护主义，仍是未定之数。本报告将针对上述问题进行深入探讨与分析。
简而言之，我们的预测为：在关税上升、大规模遣返政策的不确定性，以及联邦支出削减的背景下，美国经济预计将于 2025 年与 2026 年放缓。然而，随着时间推移，去管制化、人工智慧驱动的投资与生产力提升、外资增加、制造业回流（reshoring），以及税负减免等因素，预期将于 2027 年逐步支撑更为强劲的经济增长。如需更详尽的美国经济展望分析，请参阅我们同仁 Clement Bohr 近期发表的文章《A Tariffic Amount of Uncertainty1》。在当前政策多变与不确定性持续升高的环境下，Anderson Forecast 也已发布经济衰退预警2。若川普政府政策所带来的经济冲击于短期内集中爆发，经济陷入衰退的风险将显著上升。
图二显示了联邦预算赤字占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比例。除了 2020 与 2021 年因疫情引发的赤字激增外，联邦赤字自 2015 年（占 GDP 的 2.4%）以来持续上升，至 2024 年已达 6.3%（约 2 兆美元），此一水准普遍被视为不可长期持续。正是在此背景下，联邦政府设立了「政府效率部」（Department of Government Efficiency, DOGE）。在过去数十年间，美国曾有两次具代表性的两党合作行动，试图透过削减支出、提高税收、改革社会福利制度，或综合运用上述措施，以控制不断扩大的联邦赤字。第一次发生于1990年代初期，当时 1992 年赤字占GDP的比重达 4.5%。透过柯林顿政府与共和党主导的国会合作，加上经济景气良好，联邦预算于四年内实现收支平衡。第二次则发生于 2010 年代初期，当时赤字于 2010 年达到 GDP 的 8.6%。然而，此次并未实现预算平衡目标，赤字在稍有下降后再度扩大，未能有效遏止长期财政恶化的趋势。
川普政府提出的财政政策目标是透过削减联邦支出 1 兆美元并增加 1 兆美元的税收，以消除 2 兆美元的预算赤字。关键问题在于：此一目标将如何实现？若削减方案全额在单一年内实施，并假设财政乘数为 1，这将相当于联邦预算直接缩减 15%，亦即约占国内生产总值的 3.4%。如此大幅度的紧缩，很可能引发经济衰退。另一方面，众议院提出的替代方案则是在未来十年间减税 4.5 兆美元，同时削减至少 1.5 兆美元的支出，平均每年约为 1500 亿美元。图三呈现了联邦政府名目支出与投资（不含主要社会保险计画如 Medicare、Medicaid 及社会安全福利）的年度成长率。多数分析认为，若要实现上述削减支出的目标，几乎无可避免地需对其中至少一项主要社会福利计画（如 Medicare 或 Medicaid）进行大幅削减。
自 1930 年以来，美国联邦政府共历经五次主要的支出削减时期，分别发生于：1937 年、1945 至 1947 年、1953/54 年、1993/94 年，以及 2011 至2014 年。其中，1937 年的削减（该年联邦支出成长率为 -8.6%）被认为是 1937 年经济衰退的部分诱因。 1945 至 1947 年（例如 1946 年削减幅度高达 -63%）与 1953 年（-10%）的支出大幅下降，则主要源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与韩战的结束，这两次削减均被视为 1945 年与 1953 年经济衰退的主因。然而，1993/94 年与 2011 至 2014 年的支出削减，并未引发经济衰退。原因在于这些削减相对较为温和且逐步推进，未对总体需求造成剧烈冲击。历史经验显示：若联邦支出减少能以逐年、适度的方式实施，例如每年削减约 3,000 亿美元（相当于国内生产总值的 1%），则引发经济衰退的可能性将大幅降低。
值得注意的是，自 2022 年 3 月联邦储备局（Fed）开始升息并收紧货币政策以对抗高通膨以来，外界一度普遍担忧经济将陷入衰退，特别是在殖利率曲线长期且明显倒挂的情况下。然而，三年过去，这一预期的衰退至今尚未发生。其中一个关键原因，在于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发挥了抵销作用，减轻了利率上升对总体经济的压力。然而，这样的财政支持也带来了代价，即联邦预算赤字的扩大，如图二与图三所示。
在平衡联邦预算的政策规划中，另一项重点在于透过增加 1 兆美元的税收来提高政府收入。其中一项提案是发行「金卡」（Gold Card），即一种升级版的绿卡，借此吸引高资产外籍人士透过向美国政府贡献 500 万美元以获得永久居留资格。例如，若有 20,000 位外籍人士参与此项计画，联邦政府将可立即筹措 1,000 亿美元。然而，若要使此政策具备持续性，则每年皆需维持相同人数的参与者，否则将仅为一次性收益。另有一项建议措施则是加征关税，该议题将于下一节中进一步探讨。
2025 年 4 月 2 日，川普政府宣布对来自所有贸易伙伴的进口商品实施大规模的全球性关税3，起始税率为 10%。此外，政策中亦引入一项特殊计算公式：将某国对美国的贸易顺差总额除以其对美国的商品出口总值，若所得比值的一半超过10%，则以其作为特殊关税税率。依据各国对美贸易顺差之排名，计算所得的对等关税税率如下：中国为 34%、欧盟 20%、越南 46%、台湾 32%、日本 24%、南韩 25%、印度 26%、泰国 36%、瑞士 31%、马来西亚 24%、印尼 32%、柬埔寨 49%、南非 30%。
值得注意的是，加拿大与墨西哥未列入前述清单，因为其出口产品的关税制度受先前总统行政命令所规范，整体架构相对更为复杂。根据《美国－墨西哥－加拿大协定》（USMCA），凡符合协定资格的加拿大与墨西哥出口商品可免除关税4。以 2024 年为例，美国自墨西哥进口总额为 5,050 亿美元，其中约 1,800 亿美元因符合 USMCA 规范而免征关税。这其中包含绝大多数的汽车与汽车零组件进口（总额为 1,810 亿美元），皆符合 USMCA 资格。目前，凡属于 USMCA 合格的汽车，其美国来源成分可完全免除关税，相关零组件亦享有相同待遇。同年，美国自加拿大进口总额为 4,130 亿美元，其中约 1,070 亿美元的商品符合 USMCA 规范，得以免除关税。
其他关税措施如下：3 月 3 日，美国针对来自中国的所有进口商品加征 20%的关税，作为对中国出口合成类鸦片至北美5的回应。在加上 34%的对等关税后，中国商品实际面临的总关税高达 54%。 5月2日起，美国将对来自中国与香港、价值低于 800 美元的包裹加征 90%关税，终止其原先享有的「低价免税门槛」（de minimis）待遇。 2024 年，经此类免税方式进口的包裹总数约为 13.6 亿件，总金额估计达 660 亿美元6。3 月 12 日，美国对来自所有国家的钢铁、铝材及其衍生品加征25%关税7。4 月 3 日，对全球汽车与汽车零组件的 25% 关税正式生效8。
图四呈现了 2024 年美国前 15 大贸易伙伴的进口金额，以及根据川普第二任期原始计划中已宣布或已实施的关税税率所推估的关税收入。这些估算基于一项大胆的假设：美国的进口量与 2024 年持平。预估自中国进口的关税收入约为 2,370 亿美元，欧盟为 1,210 亿美元，墨西哥则为 810 亿美元（假设其平均有效关税率为 16%），越南 630 亿美元，台湾 370 亿美元，日本 360 亿美元，南韩 330 亿美元，加拿大则为 580 亿美元（假设其平均有效关税率为 14%）。综合上述数据，对所有贸易伙伴的平均有效关税率约为 25%，潜在总关税收入可达 8,190 亿美元。
然而，部分进口商品目前并未纳入对等关税的范畴，其中包括药品、半导体、铜、木材、关键矿产资源与能源产品。根据本报告估算，这类商品的进口总额约为 6,000 亿美元。因此，应自潜在总关税收入中扣除约 1,500 亿美元，使最高可能实现的关税收入降至约 6,680 亿美元，约占全部商品进口额的 20%。需要注意的是，由于关税会提高商品价格，进而抑制消费者对商品的需求，实际征得的关税收入可能低于上述估算。此外，该套关税公式的设计初衷之一在于缩减美国的贸易逆差；若该目标达成，进口量将下降，关税收入亦将进一步减少。
4 月 9 日，美国在短暂实施高额对等关税数小时后，决定暂停相关措施 90 天，并将税率调降至 10%的基础关税。预期在此期间，多数贸易伙伴将与美国展开谈判，试图透过调整本国贸易政策来降低对等关税，包括下调自身关税、增加自美国进口商品，或放宽非关税贸易壁垒等。尽管如此，我们预测，在 90 天的暂停期结束后，针对所有贸易伙伴的 10%基础关税将维持实施。同时，我们亦预期针对汽车与钢铁／铝材产品所征收的 25%关税将长期维持，因为川普政府将此两大产业视为国家安全的关键领域。
作为对美国 4 月 2 日关税措施的回应，中国对美国进口商品加征 34%的关税。随后，美国反制，对中国商品再加征 50%关税，将实际关税总税率推升至 104%。隔日，中国将其对美国进口商品的关税上调至 84%。截至 4 月 9 日，美国已将对中国所有商品的关税进一步提高至 145%。在如此高额的关税之下，美国自中国的进口与对中国的出口几乎可以确定将大幅萎缩。大量原先自中国进口的商品预期将转向其他国家进行替代采购。继 COVID-19 疫情之后，这无疑将成为全球供应链韧性再次受考验的关键时刻，未来数月的发展值得密切观察。
这场全面性的关税冲击预计将带来数项深远影响。首先，实际上美国能从所有进口商品中征得多少关税收入？在 145%高关税税率下，美国自中国进口的规模难以精确预测。若假设美国以等量改由其他国家进口，并套用目前所有既定关税措施（包括汽车及钢铁／铝材产品的 25%关税，以及对所有贸易伙伴征收 10%的对等关税，并考量现行的免税项目），则总关税收入可能达到 3,200 亿美元。此举有助于缩小联邦预算赤字。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联邦政府融资需求下降，可能导致美国国债殖利率下滑9。较低的借贷需求将减轻资金排挤效果（crowding-out effect），同时压低利率，进而可能促进私人部门的借贷与投资。
那么，实际上这 3,200 亿美元的关税负担将由谁承担？是外国生产商／出口商、美国进口商／零售商，还是美国消费者？根据近期针对川普 1.0 时期关税措施的经济学研究结果，美国进口商与消费者承担了大部分的关税成本10。若假设美国企业与零售商透过压缩利润率吸收约三分之一的关税负担，剩余三分之二则转嫁给消费者，这将相当于美国家庭支出增加 2,130 亿美元。考量到美国 2024 年个人消费支出总额达 20 兆美元，这意味着整体物价水准将上升约 1.1%。最终消费者所面对的价格变动，将取决于进口商品的需求价格弹性，以及市场上替代品的可获得性与市场竞争程度。若商品需求缺乏弹性，消费者将承担较多成本；若替代品充足或市场竞争激烈，则消费者负担与进口规模均可能相对降低。
图五展示了美国自中国、墨西哥与越南进口商品的占比变化。作为对川普 1.0 时期对中国加征关税的回应，美国自中国进口商品的占比已由 2017 年的 22%下降至 2024 年的 13%。同时，全球供应链亦进行调整，生产活动转移至未受关税影响的其他国家。然而，消费者不太可能无限期承担全部关税成本。在一个潜在的全球性关税体系下——即关税税率依各国对美国的贸易顺差而定——美国进口商将面临日益增加的风险，因为倚赖低关税国家的进口策略将变得不再稳定。经过 90 天，甚至一年后，若美国重新检视双边贸易逆差，可能会对逆差较大的国家启动新一轮对等关税。此种情况下，唯一能确保免关税地位的，将仅剩美国本土。这样的环境预期将促使一定程度的制造业回流，并带动美国国内制造业复兴。然而，从启动、建设到投产新工厂通常需时3至6年，因此即便回流发生，对美国制造业产出的实质贡献恐怕也要到 2028 年以后才能显现。
一项重要的问题是，美国进口商与企业是否有能力吸收部分关税成本，或将生产活动回流至成本较高的美国本土。 2024 年，美国企业税后利润达到 3.6 兆美元。图六展示了美国企业税后利润占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比例。自 2000 年以来，企业利润率呈现上升趋势，从 1997 年的 8%上升至 2024 年的 11%，这一变化可能与全球化进程及美国国内市场竞争程度下降有关。较高的利润率显示，部分企业可能有能力吸收部分关税成本。近期股市估值的下滑，亦可能反映了企业利润率的缩减。
总而言之，进口商品价格预期将上升，进而导致美国消费者减少购买。美国零售商与企业将面临利润率下降的压力，外国出口商的收入也将随之减少。美国经济成长速度可能放缓，全球贸易活动亦将减速，贸易逆差则可能收敛，也可能未有显著变化。另一项额外的不确定性与风险，来自于贸易伙伴可能采取的报复性行动，进一步升高贸易战的紧张态势。迄今为止，最主要的报复措施来自中国，中国已对所有美国出口至中国的商品加征 84%的关税，该部分出口总值于 2024 年达 2,440 亿美元。若贸易战持续升级，经济陷入衰退的可能性将进一步上升。金融市场已出现剧烈且负面的反应：4 月 8 日，VIX 波动率指数飙升至 52，为自 2008 年全球金融危机与 2020 年 COVID-19 疫情爆发以来未曾见过的高位。同时，国际油价下跌至每桶 59 美元，反映出市场对战后以来自由贸易与全球化时代可能突然终结的广泛忧虑。
从正面角度来看，2025 年 3 月的非农就业人口增加了 22.8 万人，超出多数市场预期。失业率维持在 4.2%，初领失业救济金人数亦保持稳定。同月，美国消费者物价指数（CPI）通膨率出现下降趋势。 2 月份，工业生产指数与建筑支出均持续呈现强劲增长。尽管川普政府上任初期的经济基本面展现出一定韧性，但未来仍须密切关注经济情势如何演变，以及美中两国在变动的贸易格局下的政策应对。
展望未来数年，美国将迎来一波新的大型投资计画，包括：聚焦于人工智慧基础设施的「星际之门计画」（Stargate Project），总投资金额达 5,000 亿美元，由 OpenAI、软银（SoftBank）与甲骨文（Oracle）共同推动；台湾积体电路制造公司（TSMC）承诺投资 1,000 亿美元，于美国新建五座晶圆厂；苹果公司（Apple）承诺投资 5,000 亿美元，以扩大美国本土制造与研发业务；现代汽车（Hyundai）也计画投入 210 亿美元，发展汽车、电池与钢铁生产等领域。这些资本投资及其后续产出，预期将在中长期内推动美国国内生产总值成长，并创造更多制造业就业机会。
如前一段所述，中国是川普 2.0 时期新一波关税冲击下受创最深的国家。过去三个月内，美国已对中国商品加征高达 145%的关税，这对中国本已疲弱的经济构成了沉重打击。若关税在短期内无法下调，中国对美出口预期将大幅下滑。作为回应，中国誓言「战斗到底」，双方目前仍深陷于不断升级的贸易冲突之中。在全球两大经济体持续对抗的背景下，短期内美中关系出现实质改善的可能性极为有限。值得注意的是，在川普 1.0 任期期间，曾出现过所谓「转运」（transshipment）的行为，即部分中国商品经由第三国（享有有利贸易条件）重新出口至美国，并变更原产地标示，以规避关税。针对这类转运行为的监测与禁止，将成为美国在未来 90 天内与各贸易伙伴协商时的重要议题之一。
自 2022 年房地产泡沫破裂以来，中国一直处于艰难的去杠杆化过程中，表现出消费下降与投资减缓的特征，这是典型的资产负债表衰退（balance sheet recession）。因此，国内需求持续疲弱。为避免经济陷入全面性衰退，中国积极推动制造业与科技领域的投资，以刺激经济成长。其目标在于提升产业价值链地位，并强化自身科技实力。 2025 年初，中国在人工智慧领域取得重大突破，推出了震惊全球的 AI 产品「DeepSeek」，展现出中国在这一关键产业中与美国并驾齐驱的竞争力。
然而，这种进展也伴随着代价，因为大量政府支持导致了许多失败、资金流失与产能过剩的问题。图七显示了中国、美国与日本的总债务占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比例，涵盖政府、企业与家庭部门的债务。可以明显看出，在中国以国家主导投资策略推动下，债务水准迅速上升，近期已超越美国，而美国与日本的债务占比自 COVID-19 疫情以来则大致维持稳定。图八进一步呈现了三国债务占 GDP 比例的分项结构。随着中国房地产泡沫破裂，市场对中国可能在制造业领域再次累积新一轮泡沫的担忧日益升高。从历史经验来看，日本在 1980 年代泡沫破裂后，出现了企业部门去杠杆化、而政府部门大幅举债的现象；美国在 2007 年住房危机后亦出现类似情况，由政府透过扩大举债来支撑家庭部门的去杠杆过程。我们预期，中国未来可能也将走上相似的道路，即将债务负担转移至政府部门，从而让企业与家庭部门逐步进行去杠杆化调整。
随着中国持续将资源配置于投资与制造业领域，其正积极努力将过剩产能输出至全球市场，以抵消疲弱的国内需求。部分人士将此现象称为「中国冲击 2.0」。早在 2025 年 4 月川普政府新一波关税措施推出之前，美国、加拿大与欧盟已对中国出口的电动车产品加征反倾销关税。尽管如此，中国商品仍以极具竞争力的价格大量涌入全球市场。图九展示了中国于 2014 年与 2024 年出口的前二十大目的地。美国仍为中国最大的出口市场，其次依序为越南、日本、南韩与印度。在过去十年间，中国对部分贸易伙伴的出口增幅显著，其中对越南出口增长了 155%、对印度增长 122%、对俄罗斯增长 115%、对马来西亚增长 119%、对泰国增长 151%、对菲律宾增长 123%，以及对沙乌地阿拉伯增长 143%。
在高关税压力下，中国对美国的出口预期将大幅下降。实质上，「川普冲击 2.0」（Trump Shock 2.0）的主要目标，正是为了在很大程度上抵销「中国冲击 2.0」（China Shock 2.0）对美国制造业所造成的影响。尽管如此，只要其他国家未推出新的保护本国产业或调整贸易失衡的措施，中国仍可能持续扩大对其他地区的出口。图十提供了更宏观的视角：在2014年，中国对亚洲的出口超过进口约 10%，对欧洲的贸易顺差为 31%，对北美（美国与加拿大）的贸易顺差达 131%，对拉丁美洲则为 7%。至 2024 年，中国在各地区的贸易顺差均有所扩大：对亚洲扩大至 26%，对欧洲至 51%，对北美至 171%，对拉丁美洲至 15%。
图十一比较了 2023 年美国与中国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GDP）、可支配收入与消费支出。尽管美国的人均 GDP 远高于中国，但一项重要且经常被忽略的差异是，美国有 74%的 GDP 转化为家庭可支配所得，而中国仅为 44%。造成此差异的原因何在？如前文所述，中国的政策与资源分配中，有相当大一部分优先导向国家主导与私部门主导的投资活动，从而在实质上挤压了家庭部门的所得空间。因此，中国家庭不仅获得的国民所得占比偏低，其支出水准亦显著较低——仅占 GDP 的 30%，而美国则达到 68%。
作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中国家庭消费水准偏低与其长期过度投资及持续性的贸易顺差密切相关。当国内储蓄长期超过国内消费与投资时，便会形成此类结构性失衡。如图十所示，中国在 2024 年对全球其他地区录得 9,970 亿美元的贸易顺差，与美国 1.2 兆美元的贸易逆差形成鲜明对比。这种结构性失衡是当前全球化体系中一项根本性挑战。若中国能有效降低投资占比，并大幅提升家庭消费支出，不仅将有助于促进国内经济结构更加均衡，也将为全球贸易带来更为可持续的发展动能。
例如，若中国家庭能获得更高的可支配收入、更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如退休金与医疗保险），以及更少的购买外国商品的障碍，则中国家庭在国内商品与进口商品（包括美国制产品）上的支出预期将会增加。此一消费结构的转变，将有助于缩减美中贸易逆差，从而降低以关税作为贸易政策工具的必要性。然而，根据2024年第二十届三中全会（Third Plenum）所公布的经济政策方针，中国并未出现明显背离以往政策的迹象。 2025 年「两会」虽然新增了一些刺激经济的措施，但对于促进国内消费需求的重新导向仍显不足。
2025 年的经济局势，在空前的贸易紧张与财政重组背景下，成为美中两国发展的关键转捩点。美国第二任川普政府推行的激进关税政策，意图重塑全球贸易格局，但同时也伴随着国内物价上升、消费支出减少及经济衰退风险上升的代价。与此同时，中国持续依赖出口与过度投资，内需疲弱与内部结构性脆弱问题，则进一步加剧了全球经济失衡。尽管美国短期内将面临高度不确定性与金融市场波动，但透过制造业回流、资本投资与技术创新，有望避免陷入深度衰退。而相较之下，中国所面临的结构性挑战将更为严峻且持久。可以肯定的是，未来美中经济关系的结构将更加难以预测，但两国经济体系进一步脱钩的趋势已十分明显。
在国泰银行赞助出版的《美中经济报告2022》中，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安德森经济预测中心（预测中心）提供他们对美中这两大世界经济体的当前与未来的分析及观点。
逾65年以来，预测中心一直是分析美国和加州经济的领先的独立经济预测机构。年度报告及定期更新侧重于影响美中之间投资行为与资金流动的相关事件。
本报告中的预测性陈述，是来自预测中心根据当时可获得的资讯，对美国及中国当前及未来经济状况的分析及观点。这些预测乃考虑到业界趋势与其他因素所作出的，且包含了风险、变数与不确定性。此资讯以概述方式呈现，并未宣称资讯完整。本报告中的资讯不应被视为采取特定行动的意见或建议，且并不考虑任何特定业务目标、财务状况或需求。
在此提醒读者不要过度依赖前瞻性陈述。报告发表后，预测中心不负责公开发表对这些前瞻性陈述的任何修订结果。尽管已谨慎准备预测资讯，实际结果可能会有正面或负面的实质性差异。预测与假设范例可能因预测中心控制以外的不确定性与偶发事件受到影响。
Jerry Nickelsburg在2006年时加入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安德森管理学院及安德森预测中心。自2017年起出任安德森预测中心总监。他也在工商管理硕士课程中教授经济学，关注企业预测与亚洲经济。他拥有明尼苏达大学的经济博士学位，并曾就读于维吉尼亚军校以及乔治华盛顿大学。他在经济学与公共政策有关的言论获广泛发表及引用。
William Yu在2011年以经济学家的身份加入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安德森预测中心。他在预测中心主要负责的领域包括经济建模、预测与洛杉矶经济。同时也从事中国经济以及其与美国经济的关系研究与预测。他的研究主轴包括诸如时间序列计量经济学、数据分析、股票、债券、房地产与商品价格动态、人力资本与创新等广泛的经济金融问题。
